川洪

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个体学术》

来自 刘小枫 《拣尽寒枝》 2007版 华夏出版社

虽然名字叫做《国家权利与社会权力之间的个体学术》，但刘小枫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关注的是中国学问制度的现代化问题，属于我们熟悉的“中体西用”等名词的连续。它试图探讨超脱“中西对抗”“中西融合”领域之外的制度走向。

刘小峰认为，现代学术制度的正当性危机是夷夏与共的，汉语学人并没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权力。

文章分为七个部分。

第一个部分是引言，提出了“现代科学制度是否真的与德行无干”，“现在学术制度是否与德行相关”，“如果没有，所谓学术制度科学制度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”，“作为个体的学者和国家的文教政制

是什么关系”等等几个问题。

第二个部分的标题是“中国学问制度'不绝若线'”。他认为，科举制是把个人的修学和德行转换为个人资产和社会权利的机制，而在现代中国书院被大学取代，一套适应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文教制度建立起来，事实上仍然是“应时而兴”，并没有把华夏国族命运的负担抛掉，而是承担起来。

换而言之，现代教育制度追随的仍然是是国家意志。我们所说的现代学问制度和文教制度的现代性问题，根本就不是中西对立情形下，向西方接轨还是回归传统的问题。

第二个部分的标题是“现代学问题的民族国家——地缘政治学：何谓西学？”。他试图界定被我们称为“学问”的知识，我们又管它叫文科，人文科学，精神科学或者哲学。

人文科学由于民族国体的文教传统，带有民族文化母胎印记，缺乏内在凝聚力，难以具有普适性，在与自然科学争夺知识原则的支配权时显得脚跟不稳。

自然科学的工具性使它具有了极大的普适性，但也意味着，在政治和文教制度改制的正当性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方面，自然科学无法提供帮助。

社会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既携手又冲突的产物，分为社会理解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两个基本方向。前者合理化统治秩序，后者则基于理想激进地变革社会秩序。大学既是统治官僚的精英库，又是社会革命家的培育所。社会科学尽管基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原则而形成，但事实上仍然具有与民族国家体制上的同质性，仍然具有民族国家的母胎印记。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，用理性知识的外观实行政治统治。

第三，第四第五节分别列举了华勒斯坦、福柯和布迪欧的对现代学问制度的抨击。华勒斯坦强调了民族国家竞争带来的现代学问民族论冲突，福柯的基本论点则挑战知识本身的正当性。他认为知识看似是寻求真理的媒介，实际上两者都是政治性的，是一种“规训”。布迪欧则关注现代学问制度的阶级斗争功能，他认为文化秩序象征的是权力结构。他不认为文化品味是一种精神品质的表达，具有先验性的质地，而是“阶级种姓”的面具。

在第七节中，刘小峰指出，对现代学问制度的批判最后都指向了国家权利、社会权利和个体权利与自由—平等的文教制度的关系，这才是现代学问制度的现代性问题的关键。他认为应当在文化秩序的大论述（也就是最高层次的领域里）建立自由平等的论证秩序。

个体与学问的生存论关系才是最基要的问题，学术人应当反身质询，自觉自己的论述和宣称的位置在哪里。

他跳脱出了中西对立的思想范围，认为世界面对着同一的问题，哲学人的思维展露无遗。

我经不住想，我们所谓的“现代知识分子”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在中国古代基本不存在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对立（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实际上的），学而优则仕是最经典的发言，我们现在难道确实像刘小枫所说的一样，与古代相去不远吗？西方独立知识分子新概念的进入，使我国独立知识分子逐渐分立出来（所谓“公知”），但他们掌握的知识又究竟是什么知识呢？个体该如何界定自己的存在？

下一本打算看古典时代疯狂史，和哲学导论一起看。